一位北京协和医生说透人性本质的话，让我听后醍醐灌顶，他说：“人之所以多病、疲惫、早衰，根本不是体质差，是太爱和命运较劲、太爱跟自己为难。”
老马五十岁那年，在中学门口盘了间店面，挂起"马老师旧书店"的牌子。他原是市重点高中的语文教研组长，评高级职称时被空降的年轻领导顶了名额，一气之下办了内退。"我教了二十五年书，最后输给一张MBA文凭。"他逢人就说这句话，像含着一颗咽不下去的钉子。
书店生意清淡，老马每天准时开门、准时关门，把书架上的书按朝代、国籍、体裁分得一丝不苟，偏就卖不出几本。隔壁早餐店老板娘劝他进点教辅资料，他梗着脖子："我卖的是文学，不是流水线。"有人把《论语》放歪了，他当即扶正。那架势不像守书店，倒像守一座孤城。
那年冬天他开始失眠。凌晨两点躺在床上，眼珠瞪着天花板，脑子里反复重放职称评审会那天的每一幕——谁点了头、谁垂了眼、谁在散会后拍了拍他的肩。越想越气，胃里像揣了块烧红的铁。半年后胃镜查出慢性萎缩性胃炎，医生说再这么熬下去要癌变。老马听完医嘱，出了诊室给校长写了封长信，没寄，锁进了抽屉。
身体开始到处响警报。偏头痛在左边太阳穴扎根，每到阴雨天就敲锣打鼓；血压高压飙到一百六，低压也赖着不下来；最要命的是右手小拇指，早晨醒来僵得像节枯树枝，要搓半天才能弯。妻子劝他去北京看看，他摆手："什么专家，我都知道自己什么病——憋屈。"
真正出事是在夏天。那天书店进来个中学生，翻了几页《百年孤独》，嘟囔了一句"这书有啥好看的"。老马劈手夺过书，嘴唇哆嗦着训了那孩子二十分钟。孩子吓跑了，老马站在原地喘不上气，胸口像被生锈的铁钳夹住，一口气没倒过来，眼前一黑就栽在了莫言和马尔克斯之间。
醒来已经躺在协和的病床上。主治医生姓周，五十来岁，戴着细框眼镜，翻完他厚厚一沓病历后没开药，反而把椅子拉到床边坐下来。周医生说："老马，你身体这么多毛病，根子不在脾胃，不在血管，在你跟这个世道较劲的方式上。人不服输是好事，但你把'不服'当饭吃，吃了几十年，胃就先垮了。"
老马想反驳，可嗓子眼堵着。周医生接着说："你教了二十五年书，为职称憋一口气；开了书店，又跟每一本没摆正的书、每一个不懂文学的孩子较劲。就连你住院，隔壁床打呼噜你都能气得血压飙升。你不是在生活，你是在跟全世界的'不应该'打仗。可这场仗，你打得赢谁呢？"
老马愣住，眼泪毫无征兆地流下来。那滴泪烫过眼角往下淌时，他听见自己内心某个拧紧了几十年的发条，突然松了半圈。
出院那天是立秋。他坐着公交车穿过北京城，看见路边银杏叶边沿开始泛黄，忽然想起多少年没抬头看过秋天的树了。以前他走路永远低着头，踩地砖找不存在的瑕疵。
回家后他做了三件事。第一件，把书店里那套"按朝代精确排列"的规矩撤了，任由顾客自己把书抽出来乱放。第二件，隔壁老板娘再劝他进教辅时他没翻白眼，回了句"我再想想"。第三件最奇怪——他给当年顶他职称的那个年轻校长打了通电话，说了声"这些年辛苦了"，对面沉默半天，问是不是打错了。
身体的变化悄无声息。失眠从天天来访变成一周两次，又变成偶尔半夜醒一次翻个身重新睡过去。胃没有再痛过，血压渐渐回落，右手小拇指在某个清晨醒来时忽然能利索地握拳了。他去复查时周医生看了报告，微微一笑："老马，你终于不跟自己打仗了。"
老马站在书店门口，看着中学生举着《百年孤独》在门框边翻，书皮折了角他也不心疼。他想起周医生的话：人不是一座堡垒，外面没有敌人，里面没有叛徒，所有伤都是自己跟自己刀兵相见落下的。把"不应该"三个字从字典里划掉，风就穿堂而过，雨就落进土里，身体这座老房子，也就不再四面漏风了。
春天再来时，他在店门口贴了张手写的告示："本店书籍可随手乱放，看累了可坐在台阶上发呆。不买也没关系。"落款是"一个不再较劲的老马"。阳光照在纸面上，墨迹还没干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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